從十七世紀以來,台灣歷經西班牙、荷蘭、明鄭、清、日本、民國的統治
他們為控制治安或防禦,曾經在此地建立各式各樣的砲台,
這些砲台或遭到毀棄或整修或加以重建所遺留下來的痕跡,
而這些砲台的地點、建築型式、建築材料的工法及其所配備的武器,
都是各時代海防觀念國際情勢兵器發展及建築技術的呈現。
砲台的興築通常與歷史事件或戰爭有關,因此可將可將台灣砲台蓋分為西荷時期、
鴉片戰爭前後、日軍侵台後、清法戰爭前後、日治時代等五個發展階段。
砲台是防禦上的重要設施,除了在城池之上築有砲台之外,
在港口要地也都築有大規模的砲台。

西荷時期
台灣本島最早的砲台為荷蘭人所設,即是天啟4年(1624)
於今台南安平所築之熱蘭遮城,城內說湖重約千斤的巨砲30座,
可說是砲台形的要塞。而西班牙人在基隆建立的聖薩爾瓦多城及淡水聖多明哥城
(今紅毛城)也是同類型要塞,此為歐式砲台獨特之處。
此時間最主要的都是由荷蘭人或西班牙人建立,形式上不算純砲台,
牆壁以日後來講不厚,可是當時的砲彈也小威力也不大,也足夠了,
比較有名的為荷蘭人所建熱蘭遮城(台南安平古堡)、普羅民遮城(台南赤崁樓基底)
、淡水紅毛城等,而西班牙人則在基隆所建聖薩爾瓦多城、柯模堡(維多利亞堡)、
聖米崙堡、艾爾騰堡,但今已都不見。

明鄭時期及
有鑑於荷蘭人澎湖失守是由於疏於防務,故致力經營澎湖砲台,
經可查文獻鄭氏三代在澎湖所築砲台就有8座之多。

鴉片戰爭前後(1840)
此時的核心人物為,在道光20年(1840)中英鴉片戰爭時,
台灣兵備道姚瑩即在台灣建立17處砲台,為傳統式的砲台,
有的築在城池之上,有的建在海口處,以防英軍侵擾台灣。
在台部署中國舊式的砲墩中,在基隆的部分有二沙灣砲台(非今日海門天險)、
三沙灣砲台,均在海灘岸邊,各置8座砲墩,後來又將二沙灣砲台改為石砌砲台
(羅大春修築),添置大砲,與英艦交鋒時先獲得勝利,後又毀於英艦砲火。

日軍侵台後(1874)
此時的核心人物為沈葆楨,同治年間發生了的牡丹社事件,
清廷認清台灣海防的重要性,於是治台政策由防內亂轉而防外患,
沈葆楨在台灣各地興建大規模的砲台,此時期的砲台多為西式砲台,
例如二鯤身砲台(億載金城)、四草砲台、旗後砲台….等。
而在北台灣的基隆有羅大春,於在鴉片戰爭中被毀的二沙灣砲台、
三沙灣砲台重新修築。在淡水則有孫開華建有一洋式砲台。
清法戰爭前後(1884)
光緒10年(1884),劉銘傳督辦台灣防務時,認為大沙灣砲台縮在口門以內,
無法遏阻敵船;基隆為台北之咽喉,戰略地位極重要,因此計劃在基隆外海
(岸鱗墩砲台)口門兩岸(仙洞砲台、社寮砲台)各增築1座砲。不過,
當時海疆情勢緊張,材料的運送極困難,來不及修造完畢,即已爆發中法戰爭。
在清法基隆之役中。基隆港側的其他大、小砲台亦多在此戰中被毀,
而戰爭時代在基隆的四周,清軍和法軍各自建之東防禦線、西防禦線、
南防禦線、東南防禦線、月眉山防禦線等山陵的灘頭堡壘,
目前有數處還有地基。戰事結束後,劉銘傳基於海口防禦緊要,
向英商議購31尊新式後膛鋼砲,並聘德人鮑恩士擔任監工,仿照西法,
添建10座砲台在基隆有社寮砲台、頂石閣砲台、海門天險、在淡水有北囗鎖鑰、
保固東瀛等砲台。
日治時代(1895)
日治時代基隆要塞的部署可是基隆防禦之大成,
拿清末台灣建省後的基隆諸砲台做一比較,這當中會發現一點極為有趣的事實,
就是兩個不同時期砲台的設計者在選址的考量上有著極大的差別。
清代基隆各砲台的選址有一個特性,就是依著港灣朝內部逐一建立,
例如:社寮、大沙灣、二沙灣、三沙灣、獅球嶺、仙洞等,
形成沿著港灣排列的曲線。但是到了日治時代日本人建築的砲台的選址,
就依門口左右的海岸沿邊設立,
例如:大武崙、外木山、白米甕、社寮西等形成一直線式的排列。
為何有此原因,主要在於砲台火砲武器的射程,
建省後所外購的12吋阿斯脫朗砲最為強大,射程雖有10000公尺,
但畢竟只有1門。其餘大碼王力依次遞減,且在數量上不過一、二門;
且鑒於歷次戰爭敵艦屢次竄入港內的教訓,
遂把所有的砲台儘量集中在港灣內以便制敵。
但這樣的做法過於被動,因為如果敵人像乙未戰爭日軍這樣從後方登陸攻擊,
那麼這些砲台便無用武之地。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
沿海岸線逐一設立砲台並增加大砲的威力數量,
如此就能在敵艦未接近我方之前就予以催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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